洞儿沟村是一个看似普通的山西村庄，但天主教在当地有三百多年的传播历史，这里建有一座“七苦圣母堂”，并且流传着许多宗教传说故事。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系教授沈艾娣（HenriettaHarrison）透过这些现象，充分利用西文教会档案，从微观地方史的角度揭示了明清时期耶稣会对华北农村社会生活的影响。
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系教授沈艾娣（HenriettaHarrison）本文整理自沈艾娣教授新著《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以下简称《传教士》）的新书分享会，该讲座系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主办的年香港书展“中大主场”系列讲座第三场，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余敏聪主持。沈艾娣教授博士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现为英国学术院院士、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系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何鸿燊中国史研究员、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等。主要研究领域有微观史、口译社会史、近代中欧交流史、二十世纪儒家思想、天主教等。主要著作有《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创造共和国民——中国的仪式和符号（-）》（TheMakingoftheRepublicanCitizen:CeremoniesandSymbolsinChina,-）等，在英文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并即将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新著ThePerilsofInterpreting:TheExtraordinaryLivesofTwoTranslatorsbetweenQingChinaandtheBritishEmpire（《翻译的危险：清朝与大英帝国两位翻译家的非凡人生》）。
洞儿沟村沈艾娣教授首先介绍了《传教士》一书的研究对象——一个名为“洞儿沟”的山西小村庄。据说这个村里只有一个离婚的女人不信教，因为天主教不允许离婚；而除了她以外，这个村没有其他不信教的人。她第一次去洞儿沟村，是因为此前的著作《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一书的主人公刘大鹏提到了此地。乍看之下，洞儿沟村是一个很普通的华北农村，可是细看却发现这个村有些特殊：很多家门口的对联都与天主教有关，如横批内容包括“主赐平安”、“万有真源”等。其中的“万有真源”来自康熙皇帝当初为天主教堂题写的匾额内容，是康熙皇帝同意传播天主教的标志。村里有一座哥特式教堂，而在村后的山上有一座中式建筑风格的教堂。
洞儿沟村中的哥特式教堂
七苦山上的中式教堂
沈艾娣此前的著作《梦醒子》（左图）以19-20世纪之交的一位山西绅士刘大鹏的日记为核心资料。右图为沈艾娣著《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书影。沈艾娣教授表示，通常在地方志等史料中少有关于某一个村的丰富资料，但是洞儿沟有前后几百年的史料。这些资料大部分在欧洲的档案馆，也有一些在清代的《教务教案档》中。欧洲的档案馆中有一些中文史料，但大多是用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书写的资料。通常认为，清代中国天主教徒多在成人后才入教，是受到传教士影响后的结果。但是从年到年间山西省的成人接受洗礼数据可以看到，明末清初有较多成人皈依天主教，在雍正皇帝即位后，入教人数明显下降，直到20世纪左右成人入教再次变多。18、19世纪到山西的传教士很少，而且他们停留时间较短。
-年山西省成人受洗人数统计图洞儿沟当地村民也并不认为自己信教是由于传教士的到来。如村民段氏回忆，他们的祖先来自临近的清源县，原本在北京做生意，期间段天和、段万和两兄弟加入了天主教。段氏两兄弟回到山西后，由于不被故乡的村民接纳，于是离开了原来的村庄，搬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建立了洞儿沟村。其他村民也提到祖先在外地入教的经历，大部分在北京，也有的在广州。这些人可能并非遇到了外国传教士，而是加入了大城市的小教会。因为根据社会学家的调查，成年人在离开自己家乡后信仰新宗教的可能性会增大。康熙年间，那些在其他地方入教的人带回家乡的天主教非常简单，大部分情况下把主神称为“天”，他们也有“圣母”，她的形象与传统的观音像接近。
洞儿沟村中的耶稣像虽然天主教和基督教中关于“十诫”的描述有所不同，但是洞儿沟村中也有“十诫”，其中前面四条关于“天”，后面六条关于“人”。关于“人”的六条中最重要的是“孝敬父母”，这与传统的孔孟之道接近。而后面的不杀人、不偷盗等都是常人能够接受的一般道德，在佛、道等其他宗教中也有相同之处。
“十诫”还有一些简单的祈祷文，如《天主经》、《圣母经》等，但是在咏诵这些经文时，洞儿沟的天主教徒会模仿当地佛教徒的腔调。甚至现在教会里使用的也是来自佛教的音乐唱法。此外，天主教的斋戒在山西体现为食素。可以看出山西的天主教在早期就已经非常本土化，与地方文化相结合。因此，清代的官员可能无法分清这些天主教徒与当地的佛教小群体。
带有本土化特征的天主教建筑《传教士》以探究当地天主教为开篇，之后的每一章都以村民所讲述的故事为引子。在此基础上，沈艾娣教授寻找了有关故事由来的资料，分析了故事背后的情况。她分享了其中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去往罗马的神父”。从前在神学院里有一个很努力的学生，他对中籍神父地位太低感到不满。比如，吃饭时外国神父坐在上首，中国神父坐在下面；中国神父去世后埋葬在外国神父脚部，等等。于是这位不堪忍受的中国神父跑到罗马，把自己的故事写在帽子上，跪在教皇面前让他看。教皇终于同意让中国神父与外国神父地位平等。这个故事广为流传，其原型是一位叫王廷荣的神父，他出生于文水县新立村，他的父亲是商人。王廷荣神父十几岁便进入神学院，当时神学院的学生逃到了澳门。在澳门，他得到了去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学习的机会。年欧洲大革命期间，他目睹了意大利南部的民族革命，受到其影响，晋铎之后回到中国，发现山西的外国传教士歧视中国神父。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与神父的地位发生改变。鸦片战争之前，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是非法的，他们需要非常小心，听从教徒的吩咐，以防被官府知道。但是鸦片战争之后，如果在中国的农村发现一个外国人，政府并不会把他抓进牢里，而会把他送到上海，传教士对此并不害怕。此外，在欧洲的拿破仑战争之后，法国投入大量财力传播天主教，传教士因此变富裕了。之前，传教士们需要依靠当地的教徒生活，其中主要是信教商人的捐赠。但后来，传教士们有了自己的钱，在当地投资建立了孤儿院、学校、医院等机构，并把持其中权力。这些都对中籍神父有很大影响，王廷荣发现这一问题后，去了罗马向教廷控诉。他似乎并没有见到教皇，不过传信部当时只是让他回去，没有批评他的做法。由此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在中国教会内部的问题。
第二个故事就是“传教士的诅咒”。传说有一位法国神父给洞儿沟带来了露德圣母像。后来这个传教士被调到了另一个堂区，他想带走圣母像，但是村民不愿意。传教士很生气，骂村民是“犹太人”，当他离开村庄时，他脱下鞋，祈求天主下七年灾荒惩罚村民。后来村中出现了冰雹等灾害，村民们没有办法，只好求助于圣母玛利亚，并修建了七苦山朝圣地。
七苦山上的圣母玛利亚雕像这些故事很难让人相信真的发生过，但实际上并非毫无依据。洞儿沟确实有露德圣母像，也曾来过一位脾气很差的意大利传教士。根据相关书信可以看出，传教士不仅与中籍神父有矛盾，随着他们权力的扩大，有时也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这个问题最初是方济各会的传教士酿酒需要使用大量水资源引起的，后来又与教会相关联。
洞儿沟村对七苦山来历的介绍年，首批中国籍主教在罗马祝圣，汾阳主教陈国砥成为明清以后山西的首六位中国籍主教之一。此前西方传教士不能接受中国主教。中国主教也有自己的新思想，他们帮助中国神父与国外教会组织沟通。因为意大利在20世纪30年代受法西斯主义影响很深，所以当时山西的中国主教和意大利传教士的关系很不好。可能受此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虽然与教廷保持联系，但认为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教会组织。沈艾娣教授在写作此书时感受到，即便是如此偏僻的农村的历史，都与世界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具体到教会而言，虽然教徒在当地入教，但也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而且当时的中国主教也与世界性宗教组织保持联络。本土化同时也反映了全球化，两者在山西一直紧密相关。
首批中国籍主教（从左至右：海门主教朱开敏、台州主教胡若山、汾阳主教陈国砥、宣化主教赵怀义、蒲圻主教成和德、安国主教孙德桢）讲座之后，沈艾娣教授回答了读者的线上提问。提问：您在《梦醒子》中